巴塞尔坐落在瑞法德三国交界，面积仅37平方公里，人口不足20万。这样的一个边陲小镇却诞生了现代金融体系最重要的监管框架——巴塞尔协议。20世纪70年代，布雷登森林体系解体，国际金融创新不断，但金融风险也与日俱增。1975年，碍于主权限制无法对跨国金融活动进行有效监管，巴塞尔委员会应运而生。经过几十年的迭代，如今的巴塞尔委员会、巴塞尔协定、巴塞尔协议I/Ⅱ/Ⅲ已经成为国际银行的通用监管框架。
巴塞尔协议是在全球化浪潮下进行跨主权国家的国际金融监管协作的积极尝试，但其发展历程也是道阻且长。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次贷危机爆发。危机暴露监管制度缺陷，巴塞尔委员会认为少数发达国家垄断监管体系是症结所在，便进行了大规模成员国扩容，巴Ⅲ也是这个背景下的产物。但一位名叫中本聪的人（组织？）似乎有着不同看法。2008年11月中本聪发布比特币白皮书，提出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致力于建设一种不需要中心化金融机构的数字资产体系，以此来根本性地解决巴塞尔协议未能解决的问题，即希望通过去中心化的共识来代替中心化的监管。
转眼15年过去，传统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不断完善进步，但金融风险还是此消彼长，总还能看到金融危机的苗头；在数字世界，中本聪的比特币以及后来的一系列加密创新开创了出辉煌的Web3数字经济，但似乎也没能解决风险的问题，甚至加密世界风险更甚于传统金融。现代金融体系走过不过几十年，Web3区区十几年，难以判断二者未来发展。本文仅想从一个局内人的角度，聊一聊面对数字资产，为什么监管，如何监管以及未来行业监管蓝图。
监管动机：平衡发展与稳定
数字经济发展与下一代互联网浪潮
监管从来不是为了遏制，而是为了发展。新兴技术需要新型监管技术与框架辅助。从这个角度来说，监管动机来源于发展动机。2017年以来，中国大陆对于数字资产采取高压态势，严格来说不是“监管”，而是“风险隔离”；2022年中国香港发布政府宣言，大力发展Web3，建立数字资产监管框架。这之间的转变，见证了Web3强力的发展势头，以及随之而来的监管动机。
这五年间，数字资产处在高速发展的阶段，在没有厘清属性并建立完备监管体系的情况下，容易滋生非法金融活动，产生新的国家安全威胁。我国在早期禁止数字资产公开交易流通不仅必要而且正确，但事物在不断发展变化中，以下事实值得关注：
一是数字资产已成为全球数字经济体系重要一环。经过十余年发展，数字资产市场体量最高约3万亿美元，而黄金经过百年发展市场体量仅约8万亿美元。数字资产价格增幅远大于其他资产，高收益吸引全球主流金融机构参与投资。数字资产要素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数字资产市场有利于推动建设以数字经济为核心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二是多国布局数字资产政策参与国际竞争。美国已经出台一系列政策对数字资产进行规范与监管。欧美科技巨头与金融机构都在积极投资数字资产，并游说美国政府制定国家总体战略。新加坡与迪拜在宣传与争取成为国际数字资产之都。厄瓜多尔已将比特币作为法定货币。参与数字资产国际竞争有利于推动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
三是数字资产的生态建设可以引领国际新格局。比如在跨境支付领域，基于区块链和数字资产的支付系统Ripple已经连通了超过100家大型国际金融机构，不但绕开，而且效率和成本方面都优于SWIFT。参与数字资产国际战略博弈有利于推动构建全球数字经济新发展格局。
数字资产是下一代互联网（Web3）的核心底座，也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发展数字资产是国家参与全球数字经济竞争的必要手段，因为发展必要，所以监管必要。
国际竞争与（逆）全球化浪潮
中国在数字资产监管领域有其特殊的监管动机。在数字资产领域的全球竞争中，中国已处于落后地位。目前美国在数字资产国际生态中占有重要地位，拥有全球最大的合规数字资产交易所（Coinbase）。全球流通量最高的两大稳定币（USDT、USDC）也均以美元为锚定法币。数字资产在美国的市场地位也在快速提高，2020年美国已经有5.4%的商户接受数字资产交易。美国积极完善在数字资产领域的监管体系与政策。2022年8月，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对数字资产领域最大匿名交易协议Tornado Cash进行制裁。通过一系列行动，美国正逐步掌握数字资产领域的定价权、铸币权、数据权和执法权。
数字资产监管将在新一代数字经济的国际竞争中起到关键作用：
一是全球新经济体系的规则制定权竞争。全球多国正在积极推进加密资产的监管合规布局。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发布了针对加密资产服务商的监管合规要求。Coinbase与多家国际加密资产机构联合发布反洗钱和隐私计划新规则“TRUST”。加密资产规则制定权正逐步向美国等西方国家倾斜。
二是全球新型金融贸易主动权竞争。加密资产可带来高收益，美国灰度基金等大型投资机构加码布局加密资产，获得了巨大经济效益。Circle、Tether等科技公司发行锚定美元的稳定加密资产，USDT正成为全球物流结算主流加密资产，进一步巩固了美元的国际主导地位。
三是全球地域金融中心地位竞争。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影响香港传统金融中心地位。新加坡与迪拜在宣传与争取成为国际加密资产之都。通过加密资产助力香港转型升级，是稳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迫切需要，也是香港参与新一轮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压力测试的重要举措。
中国在数字资产监管领域也并非没有优势。数字资产与Web3是天然的全球化基础设施，符合中国的全球化发展战略。以以太坊为例，以太坊是全球使用量最高的公链，拥有1.6亿用户，日活跃用户超过50万，日交易规模超过300亿美金。以太坊原生数字资产ETH当前市值超1700亿美金，是全球市值第二大加密货币。以太坊节点分布覆盖全球近100个国家和地区，是全球数字化基础设施。相反，美国推行“逆全球化”战略，施行单边主义政策、使用“美国优先”的政策组合不符合Web3的发展方向。2022年以来，美国证监会、美联储、商品委员会等收紧数字资产监管政策，大量Web3项目方逃离美国，在亚洲、欧洲、中东等地区寻求新的发展机会。香港可发挥其国际金融中心和自由港优势，发挥“一国两制”体制优势，探索数字资产监管合规之路。
监管路线：负责任创新指导技术应用
2020年欧盟将“负责任创新”列为其21世纪远景规划的一部分，其核心理念是在新技术的创新应用过程中建立社会责任系统，并将更多利益方纳入责任系统之中。“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是比较典型的负责任创新理念示例。在数字资产领域，以太坊切换至PoS以实现降低能源消耗，Worldcoin项目对“全球基本收入”概念的实现，都符合负责任创新的初衷。
在数字资产监管领域，将鼓励负责任创新作为监管纲领，可以有效平衡新兴技术强烈的发展需求与随之而来的技术滥用风险，实现有效监管。2022年6月，美国民主党参议员 Kirsten Gillibrand和共和党参议员Cynthia Lummis联合提出了一项跨党派的负责任金融创新法案。该法案涵盖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管辖权划分、稳定币监管、数字资产相关银行业务、数字资产税务待遇以及部际协调，以及设立数字资产咨询委员会等。2023年两会期间，民进中央“关于稳妥推进新一代互联网‘Web3.0’发展的提案”就将负责任创新作为监管顶层设计建议，提出通过“监管沙盒”、试点项目等探索负责任的技术创新和应用落地，实现创新与安全之间的平衡。
尽管多国已在数字资产监管领域进行了多年积极探索，中国香港、美国、新加坡等国也均已出台相应监管政策和牌照制度来规范数字资产相关金融活动，但数字资产领域当前监管整体环境仍然存在很多问题，突出表现在：
缺乏稳定监管预期。过去几年间，数字资产国际监管环境波动巨大。2021年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多个公开场合肯定数字资产价值，然而仅仅两年时间美国便呈现出监管反转态势，迫使主流项目方“逃离美国”。2017年至2021年之间中国监管部门也多次出台相关政策，对数字资产施行“一刀切式”隔离，但随着数字经济发展需求的凸显，中国也在积极探索数字资产的监管路径。2022年，香港发布《Web3发展宣言》，大力发展数字资产产业。监管环境的频繁变化甚至反转会对行业长远的健康发展带来重大阻碍。行业参与者不仅仅会因监管政策波动而付出更高的合规成本，更重要的是会磨灭长期发展信心，迫使参与者更重视短期利益目标，影响行业风气。
缺乏明确监管框架。明确的监管框架包含确定的监管主体、清晰的监管范围和透明的监管标准。过去两年间，美国对数字资产的监管探索呈现出“高开低走”的态势，从初期的积极探索、主动布局，到如今美联储、证监会、商品期货委员会多方割据，各监管主体监管范围混乱，监管标准模糊，导致行业参与者长期摇摆在“法无禁止即可为”与“担心秋后算账”之间。在国际范围内，类似困难也较为普遍。该问题的本质是监管部门习惯套用现有监管框架对数字资产进行监管，而忽略了其数字原生的特性。例如将数字资产简单归类为证券或商品并对其施加现有监管政策，但数字资产又不能很好地吻合传统定义，导致监管分歧。
缺乏国际监管合作。各个国家因为国家制度、法律体系、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的巨大差别，对数字资产的监管态度千差万别，导致在监管领域缺乏有效的国际合作。数字资产本质是无国界的，以单一主权国家为单位的监管框架必然不能对行业进行有效监管。
因此，行业迫切需要一个以“鼓励负责任创新”为核心的国际顶层监管框架。框架的内容设计并不困难，许多资深行业参与者都能给出充分合理化建议，难点在于由谁来主导，以何种方式来建立这个框架。结合数字资产发展态势与当前国际监管形势，中国香港与新加坡均有望成为这个国际监管框架的中心。
监管蓝图：去中心化国际化监管基础设施
数字资产的两个核心特点是“无国界”和“无许可”，香港与新加坡的高度国际化使它们在数字资产的国际竞争中走了出来。当前Web3与数字资产仍处在早期阶段，有效且鼓励创新的国际监管框架是行业步入下一个大阶段的必要前提。监管科技也需要应需发展，立于全球化应有之义，尝试突破国家主权边界，探索去中心化国际化监管基础设施。
香港 vs. 新加坡，国际数字资产中心之争
过去五年间，随着中国大陆多轮监管政策出台，国内数字资产相关产业逐渐出海，香港、新加坡、迪拜等地因为政策特殊性等原因成为数字资产产业出海首选地。2021年，香港短暂成为国内数字资产产业聚集地和国内国际数字资产资金中转站。主流交易所、钱包、支付机构、基金均在香港进行了数字资产产业布局。但新加坡政策的快速开放使其后来居上，正逐渐成为新的国际数字资产产业中心。
新加坡作为亚太地区重要的金融和贸易中心，拥有享誉世界的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但对数字资产交易并不是仅以严法管制，而是采用了更灵活更具平衡性的监管方法，以保证既能监测与数字资产活动相关的任何风险，例如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同时还能确保不扼杀技术创新。在法律上，新加坡为涉及数字资产的交易活动提供了一个中立的制度。由于当地先进的争议解决法律和仲裁友好的中立制度，新加坡法律通常被当事人选用作数字资产相关合同的管辖法律。新加坡数字资产相关法规覆盖了ICO（首次发行代币）、税收、反洗钱/反恐怖主义以及购买/交易虚拟资产等方面，也正因如此，新加坡被业内许多人称为 “数字资产天堂”。
香港当然不甘心落后，且有着其独特的竞争优势。香港的普通法法系、“一国两制”体制优势、自由港政策等都为香港竞争国际数字资产之都提供了坚实的基础。2022年，香港发布《有关虚拟资产在港发展的政策宣言》，拉开了香港积极竞争成为全球数字资产中心的序幕。港府后续的一系列政策、VASP牌照制度、稳定币计划、对资产代币化的支持等都极大地提振了香港的数字资产产业发展。香港正作为“桥头堡”与“防火墙”，在数字资产合规监管领域积极尝试。香港与新加坡的国际数字资产之都之争还将持续，胜利者将定义未来数字资产的监管格局。
主权国家 vs. 社区，“无许可”与监管之争
2023年9月，在全球最大DeFi活动Permissionless II上，ShapeShift的创始人Erik进行了一场吸人眼球的演讲。在这场演讲中，Erik激烈地抨击了传统金融乃至政府的监管体系，用农场主与动物的关系将监管类比成为强权对自由意志的压迫。尽管激进，但Erik的想法其实代表了相当一部分行业从业人员的看法，也符合“去中心化”的数字资产“原始教义”。但是有两点问题值得讨论：
一是加密世界的“无许可”和现实世界的国家或监管体系是否存在必然的交集以及根本的矛盾。关于“必然的交集”应当是肯定的，虽然理论上数字资产可以完全独立于实体世界运行，即永远不和法币或是实体经济交互，但人是社会动物，运行几千年的社会体系是自然发展的结果，虽然数字世界必然成为未来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独立存在的数字世界还是典型的“乌托邦主义”。既然交集是必然的，那“根本的矛盾”似乎也是存在的，就需要考虑如何调和加密世界的“无许可”与现实监管要求。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无许可”是否一定意味着“无监管”？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无许可”本质是“无边界”的概念，意味着“无准入许可”，指拥有节点加入网络和拥有链上身份不需要许可。直观的例子是任何人都可以无审查地加入一个DAO组织，但是在组织里的活动，仍然要受到“社区”的监管，即每一个提案还是要投票，而不是为所欲为。从这个角度来说，数字世界是有着自己的原生监管体系的，数字资产的监管需要符合这个体系，即进行数字原生的监管。
数字原生的数字资产监管需要多方面的突破，这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其趋势可以预见：
监管主体的去中心化。由独立的主权国家到国际化城市/地区，下一步可能是国际化组织，最终是去中心化行业自治组织。
监管技术的去中心化。监管科技必然会有所突破，尤其在AI技术获得突破之后，基于智能合约和大模型的监管技术可能成为主流，实现公平透明自治的去中心化国际监管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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